两个世界的景象，交错在文越岭的记忆中出现。
一个是烟火气十足的重庆街头，车流如织，人声鼎沸，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牌密密排满了商业楼的外立面。火锅店整晚营业，红汤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腾腾升起。
一个是人烟稀少的南苏丹稀树草原，低矮的茅草屋，时不时响起的枪炮声，最高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和肆虐的蚊虫以及它们带来的疟疾等疾病。那里一年只有雨旱两季，七八个月的漫长旱季让农作物难以生长，当地人只能靠畜牧为生。
这两个地方，文越岭都无比熟悉。他当过社区民警、安全保卫，也做过出入境工作。如今，他是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作为中国第一支、第八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队员，文越岭曾两度前往南苏丹，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并两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年5月25日，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文越岭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文越岭。受访者供图
“其他人都行，我有什么不行？”
第一次去维和时，从重庆到埃及，转一次机，飞往南苏丹首都朱巴，再辗转到琼莱州首府波尔。20多小时后，文越岭就站在了非洲的土地上，过上了一种在国内时“无法想象”的生活。
南苏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落后，战火连天。“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满载荣光的口号，强烈地吸引了文越岭，支撑着他通过重重选拔和“死亡淘汰”，从多名报名者中一路闯关，最终成为一名维和警察。但到了南苏丹，一个个具体的困境，像一座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
这里说是城市，实际上不过是辽阔的稀树草原之中一片低矮的聚居区，当地人还住在茅草屋里。室外气温将近50摄氏度，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文越岭的背上、肩上都像是要烧起来。蔬菜更是“稀缺资源”，洋葱、土豆、西红柿是农贸市场里的“老三样”，还有一种只有在雨季才有的野菜，但价格很贵。当地气候干旱，只能抽地下水来喝，喝完闹肚子很厉害。文化冲突就更多了，按照当地风俗，为客人准备姜茶、咖啡是一种礼节，但他们递来的杯子，四周总是一刻不停地围满了苍蝇。
文越岭几乎夜夜枕着战火入眠。时不时，他就能听见一两百米外“砰”“砰”的枪响，像是放鞭炮的声音。起初，他心里发怵，总想着，万一冲突扩大，对方冲进营地来怎么办？慢慢地，他也变得习以为常，“总不能不睡觉吧，就这么着吧。”他把逃生包塞在枕头底下，里面备足了食物、饮用水、刀、打火机，还有证件和现金。
文越岭在南苏丹开展社区警务工作时与当地长老合影。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是完全不习惯的，但如果不习惯，你工作没法干。”文越岭不断寻找着解决问题的方式。他渐渐发现，当地的野菜其实没有想象中的怪味，地下水烧开放凉，习惯了就不闹肚子了。为了更好地跟当地人沟通，他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简单的土语、阿拉伯语，“遵守当地的礼节，他们会把你当作朋友。”
完全适应当地的生活，文越岭用了半年。光是水土不服，就折腾了他两三个月。接连而来的还有疾病，来到南苏丹后，分散各地的14名中国维和队员近一半得了疟疾。那种感受让文越岭印象深刻，口干、头晕、冒冷汗、浑身发冷，身体像是浮了起来，不停地发抖。在川渝方言中，这叫“打摆子”。
因为医疗条件不好，文越岭只能每天口服青蒿素，但病情仍然反复。最难捱的时候，他给自己打气：中国警察没有因病提前回国的先例，这个荣誉不能因自己而打破。“其他队员都能坚持工作，我有什么不行？”
战火中的“守护人”
在南苏丹的日子，文越岭始终穿行在战火和冲突中。
初夏的一天，文越岭和同事们外出长途巡逻。烈日之下，他们看到七八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旁。遍地暗红色的血迹散发着阵阵异味，吸引来非洲特有的巨大蚊子，车辆一经过，它们就“嗡”地散开。
那是文越岭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尸体。
异味呛入鼻腔，文越岭身上有点发毛。但他强忍着紧张，“很多外国同事跟你在一起，你如果表现得过于紧张，甚至胆怯，人家对中国警察的印象就大打折扣了，会觉得你专业素养有问题。”来不及细想，他们赶紧将伤员送上直升机，开始着手调查。原来是两个部落之间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村庄几乎无人生还。
文越岭受到了很大冲击，“这就是真正的维和场景。维和就是战场，打仗是会死人的。”
文越岭（左一）在南苏丹和外国同事一起执行空中侦查任务后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除了勇敢，做一名维和警察还需要头脑。一天下午，文越岭正在营地工作，一个求救电话打来，对方是中国建筑公司的两名员工。他们被当地人持枪胁迫，已经扣押在公司办公地两天了，又饿又渴。放下电话，文越岭和同事往扣押地赶去。
一路上，他忐忑不安。联合国有明确规定，维和警察没有执法权，不能直接参与处置当地事件，一旦参与处置就将面临纪律处分，甚至有被遣返的风险。“可是这是咱们中国公民，有事我也不能不管。”
车停在一片空旷的工地上，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一间窄窄的简易棚户，顶上还贴着中国国旗。文越岭推测，这大概是中国员工的住宿地。隔着破烂的棚户，他看见两名中国公民正蹲在角落，而面前是黑洞洞的枪口。
文越岭的大脑飞速地转，他很快想了个办法。望着屋子里的三名劫持者，他摘下了维和警察的蓝色头盔，说：“我不是来裁决这个事的，我是来当翻译的。”短暂的沉默对视后，一名劫持者放低手中的枪筒，用蹩脚的英语说道：“好，翻译，那你告诉他们，让他们给钱！”
两个多小时的沟通中，文越岭了解到，这个中国建筑公司雇用了这三名当地警察当保安，每个季度统一支付工资。这个月，中国公司把工资支付给警察局后，警察局负责人没有及时转到保安手上，他们误以为中国公司拖欠，便控制了驻地的两名中国工人要钱。文越岭边翻译边劝解，最终，误会解开了，三名保安放走了中国工人。
在危险发生的当下，文越岭来不及思考，他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虽然艰苦又危险，但都挺过来了，最后也活着回来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贵的人生经验，也是一个财富。”
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二度赴南苏丹，是在年。
这年，文越岭44岁。八年前第一次到南苏丹执行任务，他自嘲“啥也不懂，迷迷糊糊的”。而这一次，他作为带队的老队员，担负了更多责任。“要把队伍平安带回来，一个都不少地回来，这是最重要的。”
就在那年，疟疾再次袭来。战友邹弋开始冒虚汗、发高烧，自己还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但文越岭越看越不对劲，一模一样的症状，他在八年前都经历过。
不敢大意，文越岭赶紧联系了中国维和部队医疗队，将邹弋送到那里救治。生活上，他也像八年前战友照顾他一样，尽可能地予以帮助。邹弋胃口不好，文越岭就煮一些稀饭给他送去。“他救了我一命。”回国后，邹弋始终对这段经历印象深刻。就在他感染疟疾的前一个月，两名联合国维和警察刚刚因患疟疾离世。“如果没有文越岭，我不可能活着回来。”
阿拉丁是文越岭在难民营执行任务时认识的孩子，当时他14岁，已经在难民营里住了五年。他上过几年学，会说英语，因此帮着维和警察们做做翻译，有时帮忙跑跑腿、打打水，慢慢跟文越岭混熟了。文越岭这才知道，阿拉丁是因为家里穷不得不辍学的。他本是南苏丹本地人，战乱之下到北苏丹避难。南苏丹独立后，父母带着他和七八个姊妹又回到这里，没想到当地仍是冲突不断，他们不得不住进难民营。
看着这个衣衫破烂的孩子，文越岭不忍心，他给了阿拉丁两年的学费，“那时候我小孩跟他一样大，我小孩在读书，他却没有读书的机会。”文越岭希望阿拉丁可以继续读下去，“他说他也想当警察。”
文越岭在南苏丹当地村庄为儿童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后，与小朋友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年下半年，国内疫情得到控制，文越岭还在瓦屋当地推广了一回“中国式抗疫”。
瓦屋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居民的防疫意识也很薄弱，外出从不戴口罩。文越岭借鉴并提炼了中国在抗疫期间的做法，协助撰写《瓦屋地区新冠防范指南》，在任务区推广中国抗疫经验。同时，他每周定期参加疫情发布会，向地区全体警员通报疫情情况，监督防范措施的落实。
他提议在办公区戴口罩，保持一米五安全距离，勤洗手，提倡居家办公，对讲机联系，对讲机会议，健康监测等。他还联系中国维和部队中国医疗分队，为瓦屋任务区提供手套、消*液等简易防疫物资。有人不理解，觉得他小题大做，他就耐心地劝说对方：“这里有这么多国家的人，感染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这不仅是为你自己好，也是为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只要你说的有道理，他们也会逐步接受的。”文越岭说，“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过程，中国人做了好事，自然而然会增加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好感，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他的做法也带来了显著的效果——在担任瓦屋维和警察分部新冠疫情防控责任人期间，瓦屋地区没有一个维和警察感染新冠病*。
年，文越岭从南苏丹回到重庆，继续坚守在出入境警察岗位上。离开了战火和硝烟，他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社会的安全与和谐。在辖区内，文越岭向外籍人员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及相关法律法规，为了进一步加强辖区常住外国人日常管理，文越岭还带领支队外管民警深入辖区外国人居住地，逐一开展签证回访。
文越岭为外籍人员办理居留许可业务。受访者供图
年5月25日，文越岭获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尽管因为疫情原因没能到北京参加颁奖仪式，但他仍然认真看完了整场，心中满怀激动和荣幸。“这是我从警24年个人获得的最高、最重的荣誉。”
文越岭说，作为两次参与执行维和任务的维和警察，能够不辱使命，在极度危险和恶劣的环境下圆满完成联合国交给的各项工作，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警察的敬业和专业风采，为祖国赢得荣誉，他感到特别自豪。这一段记忆虽然短暂，但维和警察精神已经刻入他的基因，“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会变。”
人物简介：
文越岭，男，汉族，年7月出生，中共*员，大学本科学历，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大渡口区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一级警督警衔。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嘉奖7次，在联合国三次考核中获得“优秀”评价，两次获得战区嘉奖，两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获评年重庆市第六届先进工作者，荣获“年度最美渝警楷模”个人称号。
新京报记者徐杨
编辑刘倩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