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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海外旅行中，我曾时常感到孤独。但受困于都市里的疫情生活，又意味着另外一种孤独。这种感觉在我年初结束天的海外旅程，重新回到韩国后尤其强烈。
8月份的时候，我和一群陌生人因为疫情原因困在了同一家咖啡馆，他们是为生计忧愁的外国留学生，是滞留在这儿中转的旅行者，同样也是无处可去的韩国本地人。后来，我发现相同的宿命发生在了更多的地方，比如一片沙滩上，一间药店里，一辆巴士内。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并不打算乖乖接受宿命所安排的一切，哪怕是在一个不过二十多平的房间里，他们也在努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文、图｜焦喆
编辑｜Choo
封面｜CFP
在LZONE咖啡馆等台风过去
年1月末，我结束了天的南美旅程。回到亚洲，迎接我的是铺天盖地的疫情禁令和封锁隔离。想起除夕前夜依然歌舞升平的卡塔赫纳，我不禁觉得自己像是从平行世界穿越而来。
走过了45国的韩国背包客Tae和我一样，幸运地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结束了南美旅行。作为一名小有人气的旅行博主，Tae依然在SNS上不断更新着过往的海外旅行内容。看着那些半年甚至一年多之前的旧照，有时我会忘记他和我一样受困在韩国的事实。没错，我们都住在首尔，最远只能飞到济州岛。
小张也是众多受困途中的旅者之一。年初，他决定辞职赴南美旅行，定好了去哈瓦那的机票。出发当日得知航班取消，他临时改道东南亚，心想，先去那边玩一两个月再说。结果完全没料到，一待就是半年。
连续几个月在同一间hostel停留，让小张结识了不少背包客难民。他曾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自己又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月消费纪录——刀，而这包括了每月刀的hostel住宿。一个月块，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有压缩的空间，你知道吗，有些老外过得比我还要节约。
大家在这个东南亚小国的首都不断延期自己的旅游签证，一边交着廉价宿费，过着低预算的生活，一边等待着解封通航、飞向下一个目的地。
青旅天台望下去的金边街道日落小张摄
相比之下，在韩国釜庆大学读韩语课程的南非朋友Carlin面对的是另一种困境——她最近得知自己无法申请韩国学生签证。
8月末，Carlin的旅游签证即将到期，当她拨通出入境管理处电话咨询换签事宜时，接线员用温柔的声音告诉她，如果您的旅游签证在韩国延签过，就无法更换成长期签证了，您需要离开韩国，到您的国家或第三国申请。或者，您也可以再次延期旅游签证一个月。
在韩国，没有长期签证便意味着无法申请外国人登陆证。一张小小的外国人登陆证，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挂钩。没有这张证件，在韩国无法使用本人认证手机号、无法正常注册网站、无法网购，甚至无法正常办理银行业务。
美国女孩Olivia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既无法离开韩国，也无法获得长期居留的名分。
她本计划去越南找韩国男友，目前无法入境越南，等待遥遥无期，眼看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少，Olivia决心在韩国找份英语教师的全职工作。但因为同样的原因，她也无法更换工作签证。这意味着，Olivia不可能在韩国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尽管她拥有英语教师资格证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八月，我从首尔飞到釜山，在一家名为LZONE的会员制英语咖啡馆里认识了Carlin和Olivia。作为这家咖啡馆的外国人志愿者，每个工作日我们要帮助会员们练习三小时口语，以此换来志愿者公寓的一张免费床位。
咖啡馆里不少新加入的会员都是计划出国、但受困在家的韩国人，他们原本计划去加拿大进行语言研修、去德国做交换生，或是去英、美等国攻读学位，最后都因疫情被迫取消或推迟了出国计划。而能够练习口语的英语咖啡馆便成为了这些韩国人海外修学的替代品。
他们和Carlin或Olivia一样，在这家位于大渊洞的咖啡馆内度过了几乎一整个夏天。第10场台风过去了，他们依然不知道何时能够出发。
LZONE咖啡馆未来药局
在3月中返回韩国之前，我和国内大多数人一样，经历了近50天的隔离生活。因此，当回到首尔看到无罩族若无其事地走在街上，我一度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韩国也没有处于森严的戒备中。职场白领正常出勤，店铺照常开张，酒馆甚至夜店也在继续营业，人们悠然地出门散步遛狗、与好友聚会喝酒，一切看起来和以往没有任何异常。
相比之下，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们要比韩国人紧张得多，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搭机返韩，早早就备好了隔离服和KF94口罩。两周自我隔离结束后，面对朋友喝酒看电影的邀约，他们也拒绝得非常干脆，外面太危险了。
整个疫情期间，大部分韩国人都会配合*府的防疫*策，但他们也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生活质量。哪怕是平素从不闯红灯、谦逊有礼的人，当某些防疫规则和生活质量之间出现冲突时，他们的选择也可能会向生活倾斜。
傍晚，在海云台散步的人8月末，因再次出现教会集体感染，韩国国内日确诊数一度飙上。*府宣布全国进入防疫2.0阶段，8月23日0时起釜山所有海滩提前关闭。
当时我们住在釜山的广安里海滩附近，海水浴场是大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起床运动、10点半到海边游泳的Olivia来说，这更是个不小的打击。她紧张地向韩国室友确认，关闭是什么意思，是不能下水不能冲浪，还是也不能去海边散步？
最后大家得出了一个结论，应该是不能下水了，各种海滩设施也会撤除或关闭。
可是没过两天，一位朋友经过广安里时，拍了张照片发到志愿者群里：一切如常。就连那些芦苇遮阳伞也还在原地。海滩关闭后的日子里，冲浪者确实有所减少，但在海边散步、游泳的人不在少数，租赁冲浪板的店铺也在正常营业。
至于所谓的海滩关闭究竟关闭了什么、为什么还能游泳冲浪，人们似乎并没兴趣搞清楚，大家在乎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否会受到影响。接下来的日子看起来和之前并无两样，人们还是戴着口罩去海边晒太阳、散步、遛狗、游泳，坐在芦苇伞下啜饮着加了冰的美式咖啡。
光复节假期，釜山松汀海水浴场与此同时，作为韩国人气旅游目的地的济州岛，也在这个夏天迎来了新的人流高峰。据统计，今年8月赴济州旅行的韩国游客超过了87万，比起去年同期数值，不降反增。
海外旅行受限，韩国人的外出选择几乎屈指可数。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国内浙江省的大小，从最北飞到最南也只要一个小时出头。当中国朋友们开始抢购随心飞机票，奔赴广袤的西北、西南旅行时，韩国人最远只能去济州岛看看海而已。
和人满为患的海边城市不同，新罗时代的古都庆州要显得冷落一些，时间在这里仿佛也比别处更慢。新罗时期的陵墓在市中心随处可见，满眼尽是绿色的圆形坟丘，老人们围坐在绿地上休憩或者下棋。
走在庆州街头，我突然被一家药店的音乐声拦下了脚步。店面看起来其貌不扬甚至稍嫌古旧，玻璃门上贴着简单的白纸黑字，未佩戴口罩者禁止入内。正对大门的柜台后，一个短发中年男人熟练地吹着手中的小号，与往来行人分享着他的午后乐章。耳边是充满力量的小号旋律，门后是他波澜不惊的表情，那一瞬间让我想到小隐于野大隐于市。
视线收回时，我看到了店外天蓝色的招牌，未来药局。
也许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真正的异色风景，也不存在真正的远方。可在这间不过二十多平的小小药店，在这仅有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有人在有限的生活里创造着无限悠然的诗意。
庆州开往下一站的巴士
对于疫病大流行带来的社会集体恐慌，奉俊昊在《怪物》中有一场预言般的描述。一群戴着口罩的人站在路边等车，对前排一名剧烈咳嗽的男子投去异样的眼光。男子摘下口罩、吐痰到积水中，恰好一辆车经过，水花四溅，人们在恐慌中尖叫逃散。
在首尔的巴士上，我曾目睹一位年迈的大爷摔倒在地，在他无法动弹的那十几秒钟里，车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像是被某种怪力束缚在了座椅上，一时间没有一个人上前主动扶起他。最后，终于有乘客忍不住发声，司机师傅，请停一下车，这里有人摔倒了。
如果放在疫情以前——我想至少会有一名乘客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近那位老人，问他一句，您还好吗？而现实是，并没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除此之外，随着疫情的长期化，对就业和生计的忧虑让不少韩国年轻人陷入了新冠抑郁(,CoronaBlue)中。韩国兼职网站Albamon()最新调查显示，超七成的20代年轻人都受到了新冠抑郁的困扰。
为应对抑郁和居高不下的自杀率，韩国*府曾在年设立中央自杀预防中心，并开通24小时热线进行自杀干预。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8万人拨通了自杀预防热线，这相当于全年的数字。平均每3分零8秒，就有一名韩国人拨打该热线接受自杀预防商谈。
在两周前一个暴雨倾盆的下午，我才得知韩国朋友俊也深陷抑郁。两个多月间，他几乎没有出门，甚至没有与人讲话。几年前从印度买来的乐器handpan成了他唯一的朋友。用他的话来说，烟、酒、茶和handpan便是他生活的全部。
即便熟人来访，俊也常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做出了一个将嘴巴封住的动作。我实在难以想象，就在去年春天，这个男孩儿曾在弘大的pub里跳着舞将酒瓶举起，神采飞扬地谈论着未来的旅行。而现在他穿着一身黑色，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手卷烟。
漫长的海外旅行中，我曾时常感到孤独。因为要独自抵抗一切，需要足够健康的精神支撑身体去碰撞新世界。而受困于都市里的疫情生活，又意味着另外一种孤独。这种孤独在群体主义倾向严重的韩国人看来，似乎更加难以忍受。他们习惯了呼朋唤友的出行，三三两两的聚餐。许多韩餐馆都有一条令独饭族颇为尴尬的不成文规定——两人份起点，我甚至曾因一个人就餐而被餐馆请出门外。
因疫情被封锁的弘大热门地标文化公园但疫情似乎让这种孤独变成了更加合理且自然的存在。在吃饭、喝酒、看电影、散步、登山时，我很少再去考虑是否会因自己一个人而尴尬。
我开始花更多的精力发展个人兴趣、提高生活质量。消减了衣服和化妆品的开销，告别了夜店，还成功地戒掉了酒瘾。一个人在家时，我会打开YouTube学习舞蹈或者新料理。3月末，我买了台尺寸稍大的二手烤箱开始做烘焙，先后做了披萨、司康、拖鞋面包、奶油芝士面包等。
一个晴好的下午，我将原房东弃用的花盆搬到了家门口，填好泥土。因为做披萨会用到罗勒，我买了些种子开始种植罗勒。在济州岛等巴士的间隙，我又搜集了路边的野花种子，带回首尔播种。一个月后，小雏菊和凤仙花已经长到快和罗勒一般高了。
9月中旬，从济州岛带来的小凤仙开花了同样一起在改变的还有我身边的那些韩国朋友，大家的目标是花更少的钱过上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我一样同是素食者的校友希珠也在家里种起了罗勒和其他香草；酷爱咖啡的朋友东勋则直接买来生咖啡豆，自己在家烘培、研磨，做手冲咖啡。一千克生豆在网上买价格是一万韩币，一杯咖啡大约需要15g咖啡粉，这样想一想，咖啡馆的咖啡是不是太贵了？
当我偶尔从简单充实的个人生活中抬起头时，会想到后来在那个巴士上发生的一切。
闻声而来的司机大叔停下车，走过去扶起了那位大爷，拍去他身上的灰尘后问道，您没事吧？仿佛是担心有什么意外。将大爷送到座位上后，他再次向他确认，真的没事吗？
我记得十分清楚，那位摔倒的老大爷在我的前一站下了车。见他下车，司机大叔再次离开座位，跑出巴士快步追了上去。
他拍了拍大爷的肩膀，似乎又多问候了几句，确认无事后，鞠了一躬向他告别。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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