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年轻人看起来挺坚强的。
拖个行李箱，找到一块豆腐大的床就可以扎下了，不问来处不谈去处。
连上海的年轻人都承认，北京年轻人确实更苦更拼。
每天通勤四个小时进出城，不敢约朋友夜生活，因为错过末班地铁就再也回不去了。
中关村23点后才是下班打车高峰期。
同城情侣如异国。
生病硬扛。
都是北京年轻人的家常便饭。
既不幸，又自豪地，我也成为了“北京坚强”的一员。
但这几个月来，我又不小心目睹了很多“北京坚强”的崩塌，也包括我自己。
很多人坚强了大半年，带着孤傲自己一个人活，却不小心败给了一场发烧。
许多北京年轻人的第一次崩溃，都是从一场生病开始的。
刚到北京的朋友约我吃饭，告诉我，同事告诉她肚子疼，她回复“那可咋办”，最后被盖章“冷漠”。她觉得自己很无辜。
我狠狠批评了她的直男气质，告诉她至少也要给予象征性的安慰。
例如说几句话，诸如“怎么搞的，是不是吃错东西？”、“要不要我帮你买药？”
因为在北京，这段对话会就此无疾而终，谁都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麻烦谁，谁也不觉得一点小病天就塌下来。
她同事不过是想得到些许心理安慰，以便继续加班。
毕竟，疼痛可以忍一下就过去，但项目可不是忍一下就能过去的。
对于“北京坚强”，能不吃药就自愈的病不叫病，能买药治愈的病也不叫病。
什么叫病，就是当朋友借的药都不管用了，医院才算真的生病。
某天起床，我感觉到扁桃体突然肿胀，于是我带了一个保温杯上班。
第二天，我发现28度的天气里，整个办公室只有自己还穿着长毛衣，于是我嗑了两颗维C。
第三天，我失声了，于是外卖买了一支68块钱的电子温度计，测出来35度。我质疑这个温度计不准，同事说没事，有的人体温就是有点低。
第四天，我无法再集中看清电脑屏幕上的字，于是外卖又买了一支水银温度计，结果测出来39度。
这次，我终于说服了自己这是一场病，便带着电脑医院。
医院急诊处人满为患。四个医生挤在一张桌子上，桌面上堆满了红色的病历，后面还有几个探头探脑、怯生生的实习医生。
我在门口人群外窥探了10分钟，发现没有任何排队的迹象，于是硬着头皮挤过了几位阿姨和老人，站在能被医生看到的位置。
以前总以为月薪过万足以让我在北京没有后顾之忧，但在付药费的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
刷一次卡－块钱，我连续去了8天，再加上各种挂号费、抽血费、化验费，一算下来，没有三、四千块这个病是好不了了。
驻扎输液室7天后，我观察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女生来输液，通常只有自己一个人。而我手机里那些扬言要追求我的男人，没有一个松过口说要来看望。
而男生，总有女朋友陪着。
我想“北京坚强”这个物种，可能是雌性居多。
事实上，让我第一次崩溃的，不是昂贵的药费，不是咳嗽带来的彻夜不眠，也不是在合租单间发臭无人收尸的恐惧。
而是当我发现，社会不会因为我的弱小而怜悯我的时候。
生病前我接下了一篇广告，deadline刚好就是我烧得最严重的那天。
在输液室坐下后，我便当着护士和其他病友的面掏出电脑，强迫自己抵制虚弱，集中注意力，右手输液，左手打字（因为护士只看得清我右手的血管）。
在奋战五小时后，我终于如约把稿子交给了客户，深吸了一口气。
当我正为自己的坚强高兴着，房东发消息来催缴房租了，一交就要交三个月房租，相当于整个月工资。
看了一下最后的期限，和我账上的余额，还有一个星期，我突然有点慌张。
晚上11医院，我遇上了打车高峰期，快车等不到，只能咬咬牙打专车。
生病了，给自己一点特权吧，我当时是这样安慰自己的。
没想到，打专车竟然还得上调价格。这什么破玩意儿！我朝着空荡的街头骂了一句。
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点下了打车键。
回到家，发现房东背着我在偷偷装修隔壁房间。
整个屋子乌烟瘴气，新安装的木门散发出刺鼻的油漆味，地板上是装修工人进进出出的脚印，卫生间的垃圾桶里还有湿答答的烟头和饮料瓶。
我发